箕子朝鲜辨
评论探讨 - 箕子朝鲜辨
箕子朝鲜辨
 
作者:李洪甫教授  加入时间:2008-5-7 9:24:50  http://mkd.lyge.cn/zhanzheng/a135/000.ht  点击:

"箕子朝鲜"辨

李洪甫教授著     糜克定网络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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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汉以降,关于箕子朝鲜,歧税纷纭,现今已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大悬案。中国学者虽大多认定,但也有人"信疑参半",在是否形成统治势力这个重大的环节上表示怀疑。韩国学者,则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
     震檀学会所编的《韩国史》(乙酉文化社,1959年初版)在第二编第三章"关于箕子朝鲜的正体及其与周围诸种族的关系"中从"A、B、C"三个方面对古代文献中关于箕子朝鲜的记载进行批判,并断言"所谓箕子陵"的"虚伪性"。
韩国古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李丙焘在执笔《韩国史`古代篇》之后,又以甲骨文中无"箕子"字为理由之一指出箕子并无其人,箕子东走,只能是杜撰……
     韩国史学界在否定"箕子朝鲜"之后,为了解释公元前11世纪这一段国史环节上的空白,又提出 许多假设,诸如:朝鲜"始祖"以"箕子东来"为"假饰","把箕子拉进来是为点缀系谱,光耀门楣"(《韩国史》);箕子朝鲜的主人公是"无文土器"的主人公秽貊(金贞培:《韩民族的文化和起源》)等等。从而把朝鲜的正统史籍《高丽史》、《三国史记》乃至《三国遗事》中关于箕子朝鲜的载述一概抹去。
不能不说,这是韩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粗疏。
    "箕"字,在甲骨文中写作"?",正象一个笸箕。后来,在卜辞中,箕字被借为虚字成为"其"。如"庚其之设,吉;受又;其佳壬不吉"(簋典一0五),又如"壬其田,亡灾"(佚二七一)等。这说明它的本义字"箕"和被借用字"其"早在甲骨时代已经分用。可是,由于在甲骨文中没有找见作为姓氏的"箕"或"箕子",歧义则愈演愈多。
    笔者以为,对于后来史籍中的箕子,在甲骨文中可以寻觅到他的身影。如卜辞合一四九中的"且己",就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说的祖己:"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这个祖已是一位并没有继承帝位的商的旁系先王。据赵诚《卜辞分类读本》,卜辞中还显示,祖己在周祭中享有与其他先王同等之地位(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二六页)。《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所引《帝王世纪》又称它为"孝己":"殷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称"己"的商室先王,在卜辞中不止一次出现,有"雍己",有"且己"、"仲己",雍己当是早于仲己(即且己)的先王。
据《史记.殷纪》:"殷契,赐姓子氏",子是殷人的姓,如果己是殷人分支中的一个氏,连起来成为"己子",是不是与后来的"箕子"有关系?应当说,从"己"字到"箕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姓氏,是殷人世系中的一支旁系氏族。
"己"作为姓,最早属于少昊。少昊的己氏分支见于文献的有"纪"、"杞"和"箕"。后来的纪是靠近少昊中心的一个古代方国,就是《左传》所说的"莒子奔纪障"、"齐师入纪"。杜注《路史.国名》说:
"赣东北有纪城,此纪障也,唐并入东海(今连云港市云台山),今怀仁(宋代,赣榆称怀仁)县东北七十五里有纪障城,并海州,莒子所奔近海,周里余。"又说:
"纪障并海州,莒子所奔,其庄公三十年,齐子所降之障……"
    杞,《史记》周纪有载,是武王所封的国名。《寰宇通志》中"开封府上杞县"条指其在河南,如为雍国,商室先王地属开封。这个雍,与前文所引卜辞中的"雍己"也有相承的关联。
箕,据卫宏称,同于"杞宋之杞",是一方古国。李白凤曾根据《恪斋集古录》中的铭文,认为他是"纪候守社之官"(《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2年)。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的《周器款识.周钟》,收录有出土于"寿光纪侯台下"的己其钟的铭文:
"己侯己其作宝钟"。
    寿光,在今山东,也为古杞国地。
    从字义上分析,己其与箕还可相通。许慎〈说文〉称:"己其,长居也","己其居者,即他书之箕踞也。"
古文献中的箕子,除了《竹书纪年》、《史记》、《汉书》所载以外,尚有"封国于箕",故称箕子的说法(邵思:《姓解》二)。总之,关于箕的地望,所指虽多,却总是在少昊氏的地域。如箕山,著名的有4处。一是河南登封,相传伯益(少昊后裔)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二是山西和顺(旧辽县东);三是河南范县西南;四是东益都县东,又称箕陵(《水经注.巨洋水》,《太平寰宇记.青州益都县》)。
箕子名"胥余"(《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索隐》),也显示出他身上所遗留的少昊子孙的印痕。笔者在《少昊氏稽索》(见江苏省考古学论文集1983年)中曾罗列了从少昊中心发源地羽山之"羽"演化出的许多分支部落的姓。从羽夷、《尚书.尧典》中的?嵎夷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郁夷乃至煦、朐、余、徐等。郁和羽、嵎之间,除了通假的演化外,与少昊的姓"赢"在古文字中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箕子名胥余,也是于少昊氏的姓氏。
可见,与箕子相关的己(氏),子(姓),胥余(名),纪、杞、己其、雍(己氏受封国)以及箕(受封地)之地望皆与少昊氏的本姓和分支及势力范围紧密相连。
如此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
    箕子,并非是一个人。不是被囚的或被封的一个商朝的臣子、纣王的"诸父"、"庶兄"或商朝的"太师"(《姓解》),而是一个殷商世系中的己氏族民,它包含雍己、且己(高宗武丁时的仲己)直到纣王时繁衍的整个己氏家族。
     商的始祖契,是少昊的"玄鸟氏"(《左传.昭公十七年》)分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东夷首领少昊与商的亲缘关系是武庚联合东夷叛周的根本基础。
武王克殷以后,周公用了三年的时间伐奄,成王封伯禽到少昊地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为君于东,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郑玄注《鲁颂.门必宫篇》)。这正是周封伯禽到东夷区域的用心。史实是,鲁在东夷地域大肆用兵,终于"遂荒(朱熹《解天作篇》释作"治")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鲁颂》)。这导致了"迸散在鲁"的"商奄之民"(《左传.定公四年》)随武庚叛周,也就是己子(箕子)不与周合作并虽有封而"不臣"(《史记.宋微子世家》)的真正原因。并非是什么"箕子不忍周之释"(《尚书大传》)。
    这样,箕子(以下改称己子)的东迁,就决不会是"一己之身"或"带随从几人"。而是由己氏家族组成的一个庞大的移民部落集团。而"箕子陵",也当是己子族民的墓地或其象征的丘冢。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对"箕子神"的崇拜,正是这个迁徙的东夷分支对己氏的祖先崇拜:"其俗我淫祀,事……箕子神"(《旧唐书.高丽传》)。这样的一种集团性的迁徙,必然会导致较为系统的文化的东渐,在海东新域显示出商殷文化要素的影响。这里提到的祖先崇拜,也是东夷族主要的原始意识之一。
少昊分支己氏的迁徙,曾布及商夷领地之河南,也到达山东(周代己其器铭文堪称实证),成为东夷分支"莱夷的中坚"(李白凤:《东夷杂考》)。之后,又有分支迁至辽。《路史.国名记》曾分析说:"嵎夷在辽西,即青之嵎夷。今文书及帝命验作禺铁,一作嵎夷,故即郁夷。"这是说,辽西的嵎夷是青州(在山东)嵎夷分迁过去的。原是郁夷的分支,分迁到辽西之后与辽夷以及少昊之孺帝颛顼都成为东北夷的成员。
    少昊己氏分支在山东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定居规模,在文献和考古材料中都有较充分地反映,这是己子(箕子)为什么"东走"而不是西走、南走的因由。
周灭商以后,少昊己氏分支的定居地域成为周的势力范围,己子家族集团和东夷少昊氏分支的其他成员不甘心象东夷诸方国那样成为周(鲁)的附属国,终于东迁至朝鲜半岛。何况,东夷少昊东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并有相当的规模和基础(详见拙作《少昊氏与朝、日民族》,见《中日关系史研究》1991年第2期)所以己子的东迁就更不是盲目的、偶然的,带有浓厚的寻根和觅访同宗的意识和追求。
    上述史实在文化上的映证是,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中韩半岛与东夷文化面貌的共通。
在文化面貌的比勘上,陶器对历史进程和地域差异的反映最为敏感。韩半岛"无文土器"的出现正是在公元前10世纪(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其特征是较小的平底、大口、鼓腹的瓮(韩学者称坛)、壶(即韩学者所称"如葫芦截去了上部",器身有小平底。典型器在义州郡美松里遗址出土(见《朝鲜考古学概要》图版壹拾玖:1、3),豆(同上书,图版壹拾玖:4)以及碗、罐、假圈足缸等。咸镜北道雄基部松坪洞出土的彩陶壶(见《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虽有彩绘,但器形与美松里遗址出土的壶没有大的差异甚至与日本佐贺刃山遗址出土的"涂壶形土器"相像(见《弥生的使者徐福》,1989年)。大多数无文土器的制作工艺很落后,泥料中掺沙较多,没有普遍使用轮制,有的器形很不规整,如中和真坡里出土的所谓"厚肉无文土器"(《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
    尽管这一时期韩半岛出土陶器的器形皆较简单,但瓮、壶、罐、碗、盆、豆等器物的形制与大陆东部商代晚期遗物共通的地方很明显。
    在韩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无文土器"之中,黑陶无疑是最精粹的。黑陶文化,显然是来源于大陆的东夷地域,它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繁荣,而到公元前16世纪龙山文化的晚期,黑陶工艺水平达到了高峰,代之而起并领导风骚的是磨光白陶。日、韩地区无文土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种精美的黑陶、白陶风采的感化。从而抛弃了以纹饰装璜的土器制作手法。但是,限于使用部落的经济情状、土质乃至制作工具和技术,韩半岛出土的"无文土器"显得原始粗拙,品类单调贫乏,即使在陶器出土比较丰富的岗上墓中也是如此(《朝鲜考古学概要》图七十八)。甚至可以说,韩半岛的"有文土器"在选土、造型乃至烧造等工艺上本身就发展得不成熟,在这个基础上,即便是深受黑陶文化的影响,也难以制作出象"蛋壳陶"那样工艺水平的黑陶制品。韩国学者指称,"汉江流域的黑陶全都是平底的。尖底和圆(此字应写作"圜",原书此字都错了)底的,一个也没有。陶谷里发现的黑陶翅手,四个当中有三个是牛角形,一个牛角形把手有两个尖尖的互相衔接在一起。这种办法受了无文土器的影响,是推定黑陶年代的重要资料"(见金贞培先生《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史前文化和秽貊》)。我想,大陆东夷地域晚期的黑陶器,绝大多数是平底的,即便是圜底,也是带足的,这是长期的农业定居生活在陶器制作上的映证。至于"牛角形"把手(我们在田野考古报告中多称作"羊角把手",也有称作"扳手"的。此正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特点之一(见《江苏灌云县大伊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稍晚在韩半岛"无土文器"中出现黑陶,这是正常的,因为黑陶的制作必须要选用细腻的泥料,制作工艺和对烧造温度的要求都很高。不能因此而说,韩半岛的黑陶文化是"受了无文土器的影响",黑陶年代的下限晚是因为它延续的时间长,黑陶文化是韩半岛"无文土器"时代陶器制作技术追求的目标之一。正如日本学者很早就认为的:"远贺川系文化的黑褐色精制磨研陶器,不但和朝鲜半岛汉江流域的黑陶有关,而且和中国的龙山文化有关","日本的黑褐色陶器,无论在制作技术、形态各方面,都是受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贺川光夫:《九州》)。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中、韩学者认为大陆与韩、日地区史前时期的陶器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想,这可能是单从器形上分析的缘故。例如,所谓"无文土器"时期,不可能把中国"三代"时期成套组的礼器性质的陶器全部照搬过去。尤其是在商亡周衰之后礼崩乐坏时代。
    即便把殷墟的主要陶器和韩半岛青铜时代的陶器直接相比较,也并不如韩学者所说:"南满州和韩半岛一般没有发现什么殷商遗物,因此间接地成为让箕子东来说煞车的重要因素"(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53页)。比如:细竹里、美竹里、岗上、卧龙泉遗址中出土的豆与殷墟第三期的豆这之间的共通就很明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殷墟主要陶器分期图》)。
   平壤地方青铜时代的"陀螺形器"和岗上墓中"鼓腹坛"与殷墟第三期的"圆腹罐",公贵里遗址中的平底碗与殷墟第三期簋,其间皆有袭承关系的痕迹。
石器上的共通就更明显了。就目前韩半岛与大陆东夷地区出土的石器比较分析,绝大多数的器形和制作工艺是相同的。比如韩岛出土的石斧,除了在刃口上表现出一些变异以及有槽石斧(22页插图2石斧各种;30页后插页:磨石斧各种)和新兴洞遗址出土的石斧(《朝鲜考古学概要》图版拾,8、9),与大陆连云港地区出土的石斧比较(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编《农业考古》,1985年第二期),结论应该是清楚的。
    此外,认为两地穿孔石刀形制相同,也无可非议。我们可以将韩半岛出土的直线刃型穿孔石刀(见《弥生的使者徐福》35页插图"石庖丁下二点","朝鲜")和《韩国史.史前时代》二七页插图5的"半月形石刀各种"与大陆东部地区出土的直背弧刃穿孔石刀相较(《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韩国史》还认为这种栉形、长方形的石器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石器相同(《韩国史.史前时代的遗迹和遗物》)。是的,半月形石刀在中国的沿用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乃至西汉。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短剑墓中就伴出这种石刀。
两地出土的有肩石锄,请见会宁王洞遗址的石锄;苏北出土的有肩石锄,扁平石铲、石纺轮(称纺锤车)、石镞在形体和制作手法上都是一致的。
    韩学者否定"箕子朝鲜"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否认中国青铜文化对韩半岛的影响,而这种否认首先抓隹"典型的中原文化""没有对韩半岛产生过影响"。笔者在此首先提出的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东夷文化对韩半岛的影响是清晰而无可置疑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中原文化或主体是中原文化,"黄河中心论"、"中土文化中心论"、"黄河摇篮说",早已得到重新检讨(详见拙作:《沿海地区方志编纂工作中的地史研究》,《中国城市志新论》,广东出版社,1991年)。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在时代之早,文物之丰富,还是在典型性上丝毫不逊于中原地区,这是《史记》记载五岳以泰山为先,秦始皇多次东巡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东方,史学研究上过分重视中原,主要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首先发现在内蒙赤峰夏家店的青铜文化和朝阳、阜新、锦州等辽西地区"青铜器铜剑墓"以及山东大辛庄、平阴朱家桥商代遗址、山东益都苏埠屯商墓、江苏高皇庙商代遗址、铜山丘湾商代东夷社祭遗址皆历来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上述遗迹中的很多特点在韩半岛的影响比较广泛。何况,韩半岛出土的某些青铜遗物也不能说与中原同类遗物就毫无共通之处,如庆州入室里出土的直刃铜剑至少在刃部和大部分钊茎上看不出有明显的突出的个性。
     而辽西地区出土的曲刃銎柄式剑、曲刃短茎式剑(即韩学者所称琵琶形短剑)与韩半岛岗上墓出土同类器物几乎象同出一范(详见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1982年第4期)。而在韩半岛出土很多的"细形铜钊"在中国江苏、安徽淮河下游的淮夷地域中早已有发现(《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一期,参阅《韩国史.金属文化的流入》五三页)。
     就上述论点,日本的青铜文化遗物,虽时代很晚,也堪称佐证:"广岛冈山出土之明刀安阳布、日本濑户内沿海岸瓮棺中出土青铜细剑即利匕首亦秦时物"(卫挺生:《日本神武天皇开国新考》);"在畿内大和发掘之铜铎形状,颇类似先秦时代之古钟,近年在朝鲜庆尚南道庆州入室,发现三四寸许小铜铎及蒲牟缘细文镜,与大正七年在大和国葛城郡吐田乡发掘之遗物,实属相同,且其制造本均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恐此先行之于辰韩,然后传至日本"(梅原末治:《由考古学上考察出来之古代日鲜关系》,《朝鲜杂志》100号)。
      为了说明韩半岛青铜文化中"中国的要素一点也没有",韩学者在分析出韩半岛出土的青铜器中分别有13.79%、7.36%、24.5%的锌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青铜器遗物的化学成分中没有出现锌,所以韩国的青铜器在铸造方法上也和中国不同"(《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62页)。其实,青铜器铸造主要是就地选料,"锌作为伴生矿进入铜合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何堂坤:《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成就》),与铸造方法无关。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炼锌的中国,也是到西汉时期才能还原氧化锌并立刻熔于铜,而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到锌是一种金属。对于韩半岛出土青铜器成分的分析,笔者所知道的一种数据是,含锡量是17%至19%(《朝鲜考古学概要》143页)。而上述据称是南韩半岛铜遗物的分析数据中锡的含量则是18.3%至26.7%,这种南北韩青铜器成分的不同,只能是选料的不同,不会是铸造方法的不同。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称"倭铅",是日、韩地区出产较多的矿物。
      如果说对青铜短剑的族属尚有争议(主要有四说:"(1)东胡族(2)秽貊、真番(3)燕(4)东夷"的话,韩半岛出土的铜斧、铜铖的风貌袭承了商殷和东夷的文化不应再有疑议。韩半岛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几乎都出土有斧,这一时期斧的基本特征是斧刃向两端伸展,呈布袜尖状,斧身銎部附近绕有两三圈线条,也有的施网纹"(《朝鲜考古学概要》115页)。这一类所谓"布袜尖样的"铜斧在美松里遗址岗上时期层、墨房里遗址楼上时期层及咸镜南道永兴邑遗址中都很突出。如果把岗上墓出土的斧铸范以及新溪郡丁峰里墓出土的铜斧与著名的苏埠屯墓出土的同类铜器比较,一望可知。
石棺墓、支石墓在东夷地域的苏北、山东、辽宁有广泛地分布。这本是商夷文化东迁的一个很清晰的映证。但韩学者认为"支石墓以韩国为中心分布在辽宁地方和山东的一部分,"并且"恨不得认为在韩国支石墓的发生年代是在纪元前一千年以前,换句话说,即使说箕子朝鲜的整个时期就是支石墓和石棺墓的时代也无妨"(《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55页)。
这里,需要介绍一项由笔者首先提出方案的石棺墓群的发掘,这一墓群应该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那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棺墓群――江苏灌云县大伊山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58年,到1985年,零星的石棺墓的残存结构出土,笔者时任连云港博物馆长,遂决定进行发掘,清理出38座石棺墓及其中的人骨架和殉物。墓室用采集的或稍作加工的厚在8至15厘米之间的薄石板在平地上迭砌而成(有的是在半竖穴或土坑中砌筑),石棺墓室长1.6~2.66米,宽0.3~0.5米。殉物中,陶器有红陶、带把手的罐形鼎,腰沿釜、腰沿豆。石器中有斧、锛、凿、镰。为公元前40世纪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
    大伊山石棺墓的形制和构造与韩半岛南部的大邱及北部的沈村型支石墓下的石砌结构相近,与金海贝冢下发现的石棺群尤为接近。
     目前,就这种墓结构,世界考古学界对其名称、时代、分布、起源看法皆不很一致。但是,无论是在南亚、东南亚、北亚、东亚,也无论是称之为"石棺"、"支石"、"石棚"、"石室"、"石板",没有比地处东夷少昊起源地的灌云县大伊山石棺墓的年代更早的同类遗存。它对这类遗存的起源和传布是一项证力雄实的资料。
      大伊山石棺墓中出土的石镰标示着当地的稻作生产。与大伊山相隔25公里的二涧村遗址下层早已发现过掺有稻壳的红烧土。我们因此而想到稻作文化在韩半岛的起源和发展,我相信,任何一位考古学者都不会把韩半岛的稻作文化说成是古亚细亚族或阿尔泰系住民的创作。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可以说是韩民族文化的主干,仅以青铜朝代而言,至少有10多处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但是,稻作文化多布于韩半岛南部;在北部半岛"据从许多遗址发现的资料",已知"种植了杰、黍、高梁、大豆、小豆等旱田作物"(《朝鲜考古学概要》98页)。所以,非但不能否认己子移民集团对韩半岛青铜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非经过北方中国和北韩,己子文化的影响也绝没有局限在平壤一带,而是广布到整个韩、日地区。在论述粮农的同时,笔者仍要强调东亚地区蚕桑生产技术的传播,指称蚕起源于中国大陆的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很多,我不知道认为韩半岛"中国的要素一点也没有"的立论如何解释蚕桑技术的传布。
     至于韩半岛青铜时代对东夷先民在坐工、拔牙、挤压头骨,断发纹身等风俗和原始宗教、早期意识乃至语言等方面的袭承,笔者已在《中韩文化交往史六题》中讨论过,此不赘叙。
"己子(箕子)朝鲜"作为延续韩半岛上古发展史的一个朝代,中、韩两国史籍的有关载述并非是偶然的附会或是轻率地演绎,更不是荒诞无稽。"箕子朝鲜"是以商夷文化为传统的己子东迁移民集团与韩半岛新石器时代末期住民(这些住民中已经有过东夷成份的影响)紧密相融的一个结合体。鉴于韩半岛青铜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世界诸多文化体系中的个性,可知它接受并袭承商夷文化的要素最为醒目。这些要素不仅在韩半岛青铜文化中的陶器、石器、青铜器、葬制、葬具等物质遗存上表现得很突出,在对东夷文化意识要素的袭承上也表现得更加执着。
和"檀君朝鲜"一样,"己子(箕子)朝鲜"还不能准确、完整地作为延缓韩半岛历史一个时期的名称。但是,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更加允当的称谓来替代它。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认韩半岛文化的自立体系,笔者更反对传统的视中国周边国家一概为"夷"的汉文化中心论,但具体问题,还是要科学地、具体地分析。

 

                                                       位于平壤的箕子陵,照片摄于19世纪末
(《亚太文化研究》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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