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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都研究 - 浅析春秋卫国衰弱的原因
浅析春秋卫国衰弱的原因
 
作者:郭 霞  加入时间:2009-11-26 18:58:32  点击:
 

浅析春秋卫国衰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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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1000

摘要:卫国在西周时期为诸侯之长,实力雄厚。入春秋后国力却日渐衰弱,不仅没能参与霸主的角逐,反而成为各大国侵伐的对象。历史给卫国带来的巨大反差令人不得不深思。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卫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列国形势,便不难发现:因循旧制,国君昏庸,内乱不断,外交失误,以及地理形势的不利是导致卫国从国际领袖退入宰割对象的五大原凶。

关键词:春秋时期;卫国;衰弱;原因

卫国是西周初年康叔的封国。在各个受封的诸侯国中,卫国有受封时间早,受封疆域大的特点。整个西周时期,卫国都是相当强盛的,卫为“诸侯之长”,保持了长时间的方伯地位,显赫一时。但入春秋后,却日渐衰落,成为各大国交相侵伐的对象,最终灭国绝祀。历史给卫国带来的巨大反差令人不能不深思。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研究卫国的历史和当时的列国形势,便不难发现卫国由盛转衰的各种原因。它的衰弱和灭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保守、因循旧制

春秋时期,卫国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因循旧制,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改革。

卫国被封时,周公曾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使用商朝的统治制度。当时周王朝刚刚建立,没有统治经验,而借鉴商代的统治经验,对于初建立的卫国是有利的。但是,入春秋后,王室衰微,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列国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诸侯国纷纷打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官制度,先后建立起以新兴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统治秩序。如鲁国的“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都是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而最终新势力战胜旧势力的典型事件。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为封建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春秋时期,卫国在政治体制上一直因循旧制,没有改革,弊端严重。国君大多任用卿族执政,如孙氏、宁氏,是卫国重要的卿族,在卫国历史上主政时间比较长,对卫国的各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代卫君聘问、盟会、出征、对外修好,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把持朝政,玩弄权术,阴谋叛乱。甚至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连国君的废立都要由他们决定。如孙、宁合作赶走卫献公,立公孙剽,二人担任相职。孙氏在强国的支持下,竟敢要求国君给其土地,“讨卫,强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2]宁氏专权,更换国君就像下棋一样随便。以臣为君,不可一世。

西周以来,各国普遍实行井田制和爰田制,这对当时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到后来,由于“民犯上力役,解(懈)于公田”[3],使统治阶级的收入锐减,财政发生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到春秋时期越来越严重。因此,春秋时期的各个大诸侯国,为了扩充经济实力及称霸需要,都陆续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比如齐国,齐桓公为富国强兵,政府对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清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对之征收赋税。还推行“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4]的措施,在广大农村对土地进行普查,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和好坏,规定应缴纳的贡赋多少和种类。此外,为增加军赋,对于犯罪的人,根据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数量的处罚,罚交兵器和铜铁,用来铸兵器或农具。这样,齐国有了充足的武器装备,增强了军事实力。同时金属农具的增加,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齐国的改革,使农、工、商各业都得到发展,实力大增。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5]。再如晋国,早在晋惠公被秦俘虏时,晋国大臣就曾矫称君命,把田地赏给国人,“作爰田”[6],废除了土地分配制度。接着又“作州兵”[7],扩大了兵源。为晋文公时期的经济改革作好了准备,奠定了晋国强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晋文公采取“弃责(债)薄敛”“旧田半税”[8]的新制,轻徭薄赋,奖励农桑;节省开支,振困救乏;开通贸易,便利商旅。这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使晋国政平民富、财用充足,迅速强大。楚、秦等国也顺应潮流,为称霸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

与上述国家相比,卫国没有顺应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革,还一再地挑动战争,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卫国位于东西南北的交叉口处,交通便利,接受信息快,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新信息能最先感受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卫国本可以成为春秋时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带头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改革意识,致使社会经济缺少活力,生产得不到发展。特别是农、工、商各业结构不合理,本末倒置,未能协调发展。这就导致卫国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去扩充军备,增加军事实力。军事力量薄弱,面对别国的进攻只能被动挨打。

     国君昏庸 内乱频频

春秋时期,卫国统治者生活上奢侈腐化,暴虐无道,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导致内乱频繁,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卫庄公时,就因为外退贤者,内溺嬖孽,而导致州吁之乱。卫宣公淫昏无道,史册罕闻,又宠爱嬖妾,听信谗言,杀嫡立庶,废贤立谄。卫惠公时,左、右公子作乱,惠公被迫逃亡,为了入国,他连五国之兵伐本国。卫懿公奢侈浪费,荒唐无度,让自己喜爱的鹤乘大夫才能乘坐的轩车,以致当狄人侵伐时,卫人都不愿随其作战,让懿公带鹤御敌。卫献公暴虐更甚,连大臣都无法忍受,孙林父曾对蘧伯玉说:“君之暴虐,子所知也。”[9]师曠对献公被逐说:“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10]卫灵公是靠废嫡立庶得到的君位,地位本不稳固,但仍不思进取,昏庸淫乱。灵公后,卫出公、卫庄公又父子争国。卫庄公更为荒唐,《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庄)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荒谬之至,所以当他外逃时被己氏所杀。卫悼公阴谋篡国,攻出公之子而自立。卫国统治者昏庸暴虐,权利争夺激烈由此可见。

卫国统治者又刚愎自用,漠视人才。卫庄公时有大臣石碏,史书称其为:“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如此贤臣,卫庄公不用,任其告老还乡。寒士宁戚在卫国不受重用,去了齐国,齐桓公任为“大田”,管理农业,为齐国的霸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丘之盟后,晋讨卫,卫侯为自己开脱而把贤大夫孔达送到晋国任其处罚。反而是晋国认为孔达是良才对之赦免。别国都替卫国爱惜良才,卫的国君却对他们漠然视之,最后仍是“卫杀其大夫孔达”[11]。蘧伯玉,被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为春秋十五圣贤之一,与孔子同列,但在卫国历史上却未被重用,只能像《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2]归隐了之。

       外交失误,大国侵夺

一部春秋史可以说是一部强兼弱、大灭小的战争史。“春秋列侯,始而星罗棋布,继而强兼弱削”,[13]“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而诸国卒以强盛。”[14]这就是说,战争使许多弱小诸侯国变成了大国的县邑。齐、晋、秦、楚等春秋大国,西周时都不是很大的国家,“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15]子产曾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16]可见,春秋时的霸主国无不是在大量灭亡小国,扩充版图,增强实力的基础上才取得霸主之位的。如果从发展基础看,卫国并不比这些国家差,在某些方面卫国还要更强一些。作为东方的方伯,卫国本身就拥有对其周边小国家的统治权。另外,卫国在西周时期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如能在春秋初年认清形势,趁机攻伐灭亡周边小国,扩充版图,增强国力,那么它首先称霸中原也不无可能。可是,卫国未能抓住这个大好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春秋时期的外交已由西周时的遣使聘问为主,逐渐转化为结盟征伐为主。各诸侯国为在战争中取胜,都在积极寻找盟邦。外交政策正确与否,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而春秋初年的卫国在外交上却连连失误。

公元前719年,州吁弑卫桓公自立,由于不得国人认可,为转移国人的注意力,州吁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于公元前722年攻打实力远胜于己的郑国,结果遭受沉重打击。随后卫国企图依靠齐国,却遭到齐国的进攻。晋是卫的西邻,是继齐之后的中原强国。但卫文公对流亡过卫的晋公子重耳(即后来晋文公)无礼,这次外交失误,给卫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晋楚爆发城濮之战时,卫作为中原国家,竟舍近求远,联楚抗晋,这是其外交政策的又一次重大失误。结果楚国战败,卫国被晋国报复,损失了不少土地。鲁国原是卫国的友国,卫却帮郑攻鲁。卫连陈抗郑,陈却与郑结盟。这一系列外交上的失利给卫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土地急剧减少,国力削弱,西周时期的风光只能成了美好回忆。

据《春秋经》记载,整个春秋时期(共242年),列国之间的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大都具有侵伐和掠夺性质。如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有协而盟”[17],借此从小国那里掠取财物。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希望免受大国的欺凌,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18],“朝贡不乏,玩好时至”[19]。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次于卫地,叔鲋求货于卫,淫蒭荛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委曲求全由此可见。此外,小国人民还要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大国是“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战战兢兢,不敢“忘职”;当面临大国争霸时,还得左右讨好,得罪了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好果子吃。卫国便是这种情况。从《春秋经》上看,春秋时期,即使不是针对卫国开展的盟、会,卫国也都要参加,对大国的朝、聘更是不敢少。不管晋国还是楚国(也有其他大国)发动的战争,卫国都得追随,如果晋楚作战,卫国只好硬着头皮选择一方。如《左传·成公十年》载:“卫子叔黑背侵郑,晋命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卫侯伐郑,至于鸣雁,为晋固也。”晋要伐郑,让卫先出兵,卫只好领命。即便如此,晋国仍不断蚕食卫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侯使魏舒、宛没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子作为晋国的一个大夫,竟敢要卫国给其土地,卫国的处境可见一般。除了这些,人口也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左传·定公十三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直接向卫国索要劳动力。

     地理形势的不利影响

卫国的地理形势对其发展非常不利。卫与齐、晋、楚、秦等大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客观因素的不同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条件,对各自的内政外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齐国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山东半岛三面环山,一面又以泰山等山地与中原隔开,几乎是半封闭状态。在齐国周围是杂处的和未开化的东夷少数民族部落或国家,它们与齐国相比,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要落后许多。这客观上为齐国的扩张提供了便利。

晋国初受封时,中心地在太原一带,国土面积不算大,但与其四围邻国比起来,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先进。北方是未曾开化的群狄,其他邻邦要么是些小国,要么是落后的少数民族部落,都不是晋国的对手。晋国很容易发展力量、扩张领土。况且平王东迁时,晋有功于王室,晋向四周发展,有时还能得到周王室的直接帮助和支持。可以说,晋具有得天独厚的扩张发展条件。

楚国的先祖在商末受周人逼迫由黄河流域南徙到江汉之间,杂处于蛮夷之中。而夏商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西周时期,楚国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渗透和影响着周围的小国,同时也不断地吸取当地土著文化的养分,实力不断壮大。春秋时期,楚国已是江汉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不断对周边的弱小国家发起进攻,扩张实力。楚远在江汉流域,地险路遥,中原诸国只能坐视其发展壮大而无能为力,地理环境的优越给楚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处于西边的秦国也是如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齐、晋、楚、秦等国的扩张很少遇到阻力。

而卫国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卫国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区,介于鲁、齐、晋、郑、宋诸国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不利于卫国向外发展和扩张。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文明程度较高,要攻伐他们,实力必须特别强,况且还容易遭到其他国家的干涉。

同时,因为卫国是交通要塞,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大国控制了此地,便能对其霸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四周大国强盛后,都竞相争夺卫国。如晋向东发展,就要征服卫国。楚国要向北发展,同样对卫国虎视眈眈。城濮之战就是晋楚两国为争夺卫国发动的战争。这样,处在大国包围之中的卫国很难有发展的机会。且卫之领土畸零,与周围诸国犬牙交错。春秋时,南阳[20]为卫之西境,与晋接壤,莘(今山东省莘县北)为卫之东界与齐为邻。东北边邑与齐、晋、鲁接壤。南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为卫之南部边邑,与曹、宋毗邻。春秋初年霸业大兴,诸侯相互兼并,这样的地形,又无天险屏障,易攻难守。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霸主国的称霸与其地理因素有很大关系。相对而言,卫国的地理条件对其发展固守相当不利。中原的其它中小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其结果是“春秋列国,则齐、晋、秦、楚分建四隅,迭相争长,号为大国,鲁、卫、宋、郑介乎其间,时受扼制,而吴越抗衡江表又后起之劲者也。其强弱之势常以地利形势为之。”[21],正说明地理环境对不同国家带来了不同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地理形势对卫国的战略发展极其不利。与西周时期不同,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卫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当不利。

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当时,农业生产工具不发达,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否,大部分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否。卫国地处黄河中下游,自然条件具有以下特点: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湿润肥沃,是发展农业的优越地带。卫国又地处十字路口,交通便利,对其商业的发展十分有利。按理说,这样的条件对卫国经济的发展有利,西周时期卫国的经济基于此得以发展提高。但是,春秋时期由于大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卫国的这一优势又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春秋时期的卫国在各个大国的欺凌压榨下,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土狭地窄,物质资源就缺乏,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卫国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卫国从西周时期的诸侯之长到春秋时期的看人脸色,卫国在不断衰落中体验到了国际冷暖,其中原因令人深思。面对急剧变化的中原政治形势,其统治者还沉浸在奢侈腐化、争权夺利中,没有象其他强国一样及时进行改革,而是一味地因循旧制。同时,外交策略的一再失误,遭受了其他国家的严厉报复,使得国土日削。再者,因为地处交通要道,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就只好任人宰割。在沦为小国之后,虽有卫文公的励精图治,但在群狼环伺下,已失去了称霸一方的可能,终春秋之世,再也未能复兴,而是一步步走向衰弱。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2]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3] 管子. 二十二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5] ()刘向. 新序[M]. 文渊阁四库本, 696.

[6] ()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M]. 文渊阁四库本, 179.

[7]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8] 孟士杰. 先秦文化史[M]. 上海:上海书店, 1992, 268.



[1] 作者简介:郭霞(1979—),女,河南周口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史。

[2]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 《汉书·五行志》,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

[4] 《管子·大匡》,《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史记·管晏列传》。

[6] 《左传·僖公十五年》。

[7] 《左传·僖公十五年》。

[8] 《新序·杂事》,刘向:《新序》,文渊阁四库本,696册。

[9] 《左传·襄公十四年》。

[10] 《左传·襄公十四年》

[11] 《春秋经·宣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12] 《论语·公冶长》,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文渊阁四库本,179册。

[14]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15]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16] 《左传·昭公十一年》。

[17] 《左传·昭公三年》。

[18] 《左传·襄公九年》。

[19]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20] 《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自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治;轵,今济源县东南十三里轵城镇,则南阳大约即河南省新乡地区所辖境,亦阳樊诸邑所在地。其地在黄河之北、大行之南,故晋名之曰南阳。

[21] 孟世杰《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1992年版,268页。

On the decline reason of Weiguo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Guo Xia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Henan, Zhengzhou, 451000)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Wei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state who acted as the “duke leader”. Howev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e gradually lost her power and could not expand herself for the top most position; inversely she was invaded by the other stronger states. Such a great difference happened on Weiguo lead us think more about it.     By analyses Wei’s history and the situation of all the states in those days, we can find there are five reasons that made Wei went to weak, which are conservative politics, governors foolish, unstable, fault tactics and its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Key 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iguo; declin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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